講座｜如何精準把握數字經濟內涵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發展數字經濟。黨中央、國務院出臺《網絡強國戰略實施綱要》《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從國家層面部署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產物?！笆奈濉睍r期，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需要從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生產消費模式變革等視角準確理解數字經濟內涵；并著眼于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客觀認識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前景以及面臨的問題挑戰。

作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出現的新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并非有明確邊界的產業部門，而是數字技術（信息通信技術）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后，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所形成的經濟社會運行新模式。

數字技術作為一種通用目的技術，具有強滲透性和廣覆蓋性，可以滲透融入經濟社會運行的各領域、全過程。

互聯網、移動通信、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商業化應用，全方位大幅度降低了數據生成、采集、處理、傳輸、分析各環節的成本，使數據資源能夠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大規模低成本可獲得，從而為其廣泛使用并成為新關鍵要素創造了前提條件?；跀祿Y源的廣泛使用，以互聯網平臺經濟為代表的各種新業態、新模式得以不斷涌現，進而對生產消費乃至整個經濟社會運行模式帶來重大變革，形成數字經濟這種新經濟形態。

新經濟形態運行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效率大幅提升。

在微觀層面，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在產生大量數據資源的同時，還能夠從中迅速提煉出有效信息，并在生產消費各環節中實時傳遞，從而提升各主體、各要素之間的協同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在宏觀層面，數據要素所具備的非競爭性、（部分）非排他性等“技術—經濟”特征，使之能夠同時應用于多個不同場景，發揮上述協同性和效率提升作用，最終體現為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效應。

作為數字經濟運行基礎的數字技術，其對應的產業部門，如計算機設備制造、通信設備制造、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等，本身也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即數字產業化；而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形成的數字化轉型和新經濟形態則對應于產業數字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迎來了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匯期，既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又面臨著差距拉大的嚴峻挑戰。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有的歷史性交匯期可能產生同頻共振，有的歷史性交匯期也可能擦肩而過?！?/span>

從近代以來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演進歷程來看，通用目的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能夠引發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新經濟形態，為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

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初，煉鐵、珍妮紡紗機、瓦特蒸汽機等技術突破，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形成了以機器生產、蒸汽動力、過程控制為重要特征的工廠化生產模式；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發電機、轉爐煉鋼、石油煉化等技術突破，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形成了以標準化、大規模、流水線等為重要特征的現代大工業生產模式。

前兩次工業革命的缺席，拉開了我國同歐美列強的差距，造成鴉片戰爭后一百多年的屈辱；經過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幾代人的接續奮斗，我們才得以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

21世紀以來，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進步，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催生了各種數字經濟新模式、新業態。在過去的十年里，憑借各類消費互聯網新業態的高速成長，我國贏得了與美歐發達經濟體大致相同的起跑線，新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不容錯過。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發展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迫切需要優化升級，尋找新動能?！笆奈濉蹦酥廖磥砀L時期內，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正是把握此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拓展經濟發展空間的戰略選擇，將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提供有力支撐。

第一，加快數字化發展將為構建完善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的物質技術支撐。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堵點斷點，暢通經濟循環。經濟循環過程都伴隨著物質流、能源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傳遞和流轉。加快數字化發展，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有望借助信息流的實時傳遞實現對物質流、資金流的有序引導；從而優化要素資源、產品服務在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的配置，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順暢，縮短流轉時間，加速經濟循環。

第二，發展數字經濟將成為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一方面，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滲透、融合，可以優化生產經營流程，重構要素主體組織模式，實現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產品及服務涉及龐大復雜的產業生態體系，其對應的數字產業技術含量高、產業鏈條長、產業規模大，本身就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發展數字經濟將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消費互聯網平臺為代表的各種數字經濟新模式、新業態，基于數據處理的零邊際成本，能夠極大提升供需匹配的效率，更好地滿足消費者日益增多的個性化需求。例如，針對小眾長尾市場，可以實現低成本供需對接；配合遍及城鄉的發達物流體系，可以有效打破地理空間阻隔，跨時空引導對接需求。

第四，做強做優數字經濟將構筑起我國國家競爭新優勢。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數字經濟逐步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重點領域。主要經濟體紛紛出臺相關戰略規劃，旨在搶占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機。憑借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電子商務、本地服務等為代表的消費互聯網平臺在我國加速成長，培育出多家世界級科技公司?！笆奈濉奔拔磥砀L時期，持續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補齊數字領域關鍵核心技術短板，有望在既有規模優勢基礎上進一步做強做優數字經濟，在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背景下鍛造出新的長板。

盡管我國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應清醒地認識到，同美國等數字經濟強國相比我們在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創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此外，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還面臨著資金、人才、監管、安全等諸多現實約束和挑戰。

第一，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存在“卡脖子”風險，相關基礎研發能力亟須加強。在高端芯片制造、集成電路關鍵加工設備及材料、工業軟件等方面，我國本土企業同國際領先企業相比普遍存在較大技術差距。2018年以來，中美科技戰疊加新冠疫情沖擊，已經對我國部分關鍵數字技術產品服務的持續穩定供給乃至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造成了一定影響，數字技術領域“卡脖子”風險日益凸顯。保障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必須發揮好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切實提升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

第二，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面臨風險大和融資難融資貴等實際困難。利用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改造，需要一次性大規模投入且回報周期較長，通常只有效益較好的大型企業才有意愿和條件全面推進。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很大比例的經營狀況都處在盈虧平衡附近，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長期存在。如果數字化轉型進展不順，無法及時盈利收回投資，將直接影響企業正常資金周轉；而轉型實踐中長時間磨合的情形較為普遍。要加快推進金融改革，配合財稅引導措施，切實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改造成本。

第三，數字人才短缺也直接制約著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同于消費互聯網相對簡單的交易場景，傳統產業特別是工業生產過程普遍較為復雜，實現數字化轉換需要IT技術與不同行業操作技術（OT）的深度融合，技術難度大幅增加。從數字化轉型領先企業的實踐來看，真正做到生產過程的數字化轉型，往往需要長時間的沉淀和磨合，而轉型過程中的關鍵性技術人才通常并非來自企業IT部門，而是來自工藝和創新部門。他們既有專業技術知識，又掌握數字技能，是經過很長時間才成長起來的復合型人才。為此，應順應數字化轉型的現實需要，對現行的教育培訓方式進行系統性改造，加快數字人力資本積累。

第四，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需要在鼓勵創新與強化監管間合理平衡。以互聯網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新業態，是基于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模式創新，顯著提升了供需匹配效率和社會福利。規范平臺企業行為，既要糾正其以不正當手段排斥市場競爭的壟斷行為，又要保護其促進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平臺經濟的規模優勢，助力傳統產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數字化轉型，引導各類市場主體有序競爭和持續健康發展。

第五，統籌數字經濟領域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數字經濟領域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與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相互交織，給統籌平衡帶來更大挑戰。數字經濟特別是平臺經濟的開放性決定了其國內國際聯系更為緊密?；ヂ摼W平臺數字貿易、跨境電子商務等數字經濟活動的開展，都伴隨著大規模數據跨境流動；數字產品制造和數字服務提供的全球分工，則要求境內外高度協同以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的高效運轉。與此同時，無論是數據流動還是數字產業化分工都需要在發展和安全之間做出平衡。數據流動是發揮數字經濟放大、倍增效應的前提，但同時也會衍生出信息安全隱患，跨境數據流動更是關系到國家安全；制造和服務的全球分工是微觀主體追求效率的結果，但跨境協同也隱藏著產業鏈供應鏈斷裂風險。

（作者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